抗日战争时至今日已有88年光阴，中华大地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我沉重地翻阅关于抗战时期的史料，就勾起我回忆父亲李振军（原武警总部政委）讲述他在那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学习、工作和战斗的故事，他那慈祥的脸庞，似乎历历在目，他那浑厚的乡音，仿佛就在耳边萦绕。

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梁岭纵横，潺潺的延河水，耸立的宝塔山，伴随着延安这百年的古城，养育着当地勤劳淳朴的华夏子孙。

在1937年的中国，正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之中。年轻的父亲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决定踏上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 前往延安追寻革命真理，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知晓父亲离开家乡的细节。或许那是一个清晨，湘西的晨雾还未散去，父亲站在自家门前，望着远处的山峦，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知道这一走或许再也无法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父亲背负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

这条路漫长而艰难，不仅要翻越险峻的山岭，还要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途中，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怀揣着同样的理想——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的未来奋斗！然而，这一段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进步青年前往延安，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父亲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昼伏夜出，在敌人的追捕中，穿越于崇山峻岭之间。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父亲终于在1937年7月踏进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大门。到达延安后党组织将他安排在“陕北公学二区”学习。“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于1937年9月在延安正式成立。这里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经短期的革命教育后，一部分人被输送到前方部队，少部分人再次安排分配在“抗大”继续深造。父亲被分配在“抗大”三大队（知识青年队）学习，自此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

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开学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虽仍挂校长之名，实际已离开“抗大”，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副校长刘伯承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也离开了“抗大”，率部进入太行山区，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学校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主持，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等。

“抗大”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校的师资组成是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刘伯承、叶剑英等都亲临担任授课“教员”。在“抗大”的学习生活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不仅接受了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还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环境的磨炼。教室简陋，学员们常常席地而坐；物资匮乏，他们只能用粗茶淡饭充饥。然而，正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父亲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昂然。

党中央和“抗大”领导为了加强学校的全面建设，决定从毕业学员中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优秀知识分子来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父亲就是被选拔对象的其中之一。于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父亲被分配在陕北瓦窑堡抗大一大队一支队，任命为教育干事；八月任命为“抗大”一大队二支队组织干事（第四期编有支队编制）。

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的基本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以此为“抗大”的校训。

校训就是建校方针，“三句话，八个字”虽少，但句句字字内涵深刻。还记得父亲是这么解读的：正确的方向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方向明，可事半功倍；要达目标的实现，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就要有奋斗终身的精神，就要有牺牲自我的精神，就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在工作上要讲究方法，方法是实现目标的桥梁，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就是一盘散沙，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史已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紧张，就是要求一切工作要有序，做事要雷厉风行，这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的一把尺子。

严肃，就是要对党的事业忠诚，讲政治，自觉遵纪守法，严履职责，工作认真，一丝不苟。

活泼，就是坚持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坚持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文化宣传工作始终围绕着党的不同时期的工作方针，用各种形式，因地制宜。通过开展各种文化生活，由此加强军民，军政，官兵之间的友情，增强党内外的大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也是父亲几十年在领导工作岗位上的经验总结。岁月的留痕铭刻在我的心中。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这博大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挖窑洞、堆土炕、搭讲台、平操场、种粮食；窑洞校舍一层层、一排排、一幢幢，依山傍坡，拔地而起，蜿蜒起伏的小路宛若玉带将它们串成一片；夜晚点点的灯火闪烁在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如似银河落山川，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机盎然。我父亲说：窑洞有门窗，木棂糊白纸，四壁白灰粉刷，洞里光线充足，大自然可谓“绿色环保”，光线胜过当今的日光灯；“自动空调”保证了洞里是冬暖夏凉，它还独有人民防空的作用呢！

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号召冲破日伪对陕甘宁边区封锁，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去发动和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据此，“抗大”从1938年冬至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的七年间，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

“抗大”第二分校于1938年12月与第一分校同时成立，至1943年2月奉中央军委之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归建总校建制时结束，历时四年多，是“抗大”各分校中创办最早分校之一。它办学时间长，培养干部多，在敌后艰苦环境中边学习边战斗，对晋察冀地区抗日武装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大”二分校是以原驻陕北蟠龙镇的“抗大”七支队和原驻瓦窑堡的“抗大”一大队的第一支队为基础，“抗大”二、三、四大队的部分单位组成。第一任校长陈伯钧同志，副校长邵式平同志，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同志，训练部长徐德操等同志组成学校领导班子。

1938年12月22日，“抗大”二分校第一梯队由陈伯钧校长，张平凯副主任率领从延安蟠龙出发，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陈庄一带。1939年1月6日，第二梯队在邵式平副校长，袁子钦主任率领下，从关中地区向晋察冀挺进，于2月22日到达陈庄，共计两千多名教职人员在敌后胜利会师。

1940年7月上旬，“抗大”二分校第一大队接受了组建“抗大”二分校三团任务，将“抗大”总校三团二支队与“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整编为二分校第三团，简称“抗三团”。由陈文彪任团长，李中权任团政委，陈宜贵任政治处主任。父亲当时从“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党务干事（兼指导员）调入新编“抗三团”任宣传股股长职务。“抗三团”接受“抗大”二分校和冀中军区的双重领导。“抗大”二分校负责干部配备、编制机构的建立、教育计划的审定；军区主要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敌情提供、粮草衣物和经费的筹备调拨、学员的招收和分配等。

“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团是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为适应冀中地区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冀中抗日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而组建的。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我们党扦入冀中平原的一面国防教育的战旗。遵循党中央，毛主席为“抗大”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敌点线分割的冀中平原，动荡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拉锯战斗中坚持办学。“抗三团”是从1940年7月至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10月结束，共办学三期，为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及冀中地方武装培训了四千余名基层军政干部，对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武装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抗大”的光辉史册上增添了新的篇章。

父亲常常回忆“抗大”那峥嵘岁月的年代，常讲述“抗大”时期的动人故事。他说：“在冀中平原的熔炉里，我们炼出奋进不屈的斗志；在烽火硝烟的战斗中，我们铸就了摧不垮钢铁的意志。”他以饱满的激情，于1986年7月7日写下《冀中熔炉杂咏》的长诗，以此传承那段“抗大”光荣历史，传承那不怕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传承那抗日意志坚定的革命精神。该诗歌，不仅是对“抗大”精神的致敬，更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冀中熔炉杂咏》

父亲为了纪念这段“抗日”历史，与原“抗三团”政委李中权、政治部主任陈宜贵共同主编了《冀中熔炉》一书，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出版。这部史书不仅记录了“抗三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程，更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抗大”是一个熔炉，他锤炼、培育、造就出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父亲每每提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总是神情激昂。他时而挥舞着手臂，时而脚踏着曲拍，那铿锵有力、嘹亮的歌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常在我眼前复现。

为了纪念这伟大的历程，纪念这支英雄的部队，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对“抗大”历史和这支部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让我们铭记红色历史，让延安的“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真乃是：抗大精神铸雄才，千百英杰煜生辉。

（作者：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