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

-﹣光明磊落操如松

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回母校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他向在座的师生们回忆起对自己影响极大的几位老师，其中就有张奚若。他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那么张奚若是何许人也？朱镕基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老师呢？

投身革命救中华

1889年，张奚若出生于陕西朝邑县（今属陕西大荔）。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张奚若帮助同盟会购买军火，到日本之后得知购买军火并不难，难的是运抵上海后往往躲不过口岸检查。他立即折返上海了解过关办法。就在他找到了门路、打算再赴日本运送军火回国时。武昌起义爆发了。他决定迅速赶回陕西组织起义，响应武昌。西安起义成功后，他被委任为军政府参议。1912年初，鉴于陕西革命政权被帮会把持，井勿幕拟请求黄兴从湖北派革命军队来陕，驱逐哥老会势力。张奚若带着井勿幕给黄兴的信，前往汉口，途经河南淅川时被清军逮捕，关押在南阳监狱两月有余，受尽了折磨。好在他机智地烧掉了井勿幕写给黄兴的亲笔信，清军查无实据，最终释放了他。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这使张奚若看到，革命党人虽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却一筹莫展，革命后的社会状况较革命前并没有多大改变。于是他打算出国留学，"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初到美国时，他曾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应该首先从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着手。经再三权衡，他最终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于1913年8月至1920年10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和社会科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21年3月至1924年冬，张奚若先后到英、法、德、意等国考察。1925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主要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对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两种看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也有人坚持"中国本位文化"。张奚若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危险的。中国应当学习西方文化为"今日所急需"，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可放弃","民族自信心不可动摇"。"盲目的保守固然不对，随便乱化也是笑话"。他常对友人说："过早地让孩子接触西洋文化，容易使他们脚下无根，成人以后与中国社会格格不人，对国家、民族既无益处，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幸福。"这种见解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张奚若也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中激烈击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担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大声疾呼废除"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曾大义凛然地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些言语无一不表现了他浓郁强烈的忧患意识、道义在肩的担当意识和不畏强权的革命胆识。

"诲人不倦"育英才

张奚若在教学实践中，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特别重视教育学生做人。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里，他对学生说："孔孟之言也并非一无是处。"孔子说"正人必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都是做人的理想。

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对毕业生提出了三点希望。他指出，社会是复杂的、黑暗的，遇到压迫和阻碍时，要坚持自己的宗旨，所以要坚持"奋斗"。尽管在校时学习成绩很好，但仅靠书本知识到了社会上也是无法应付自如的。学术是与时俱进的，要不断进步，就要"续学"。他希望学生"出校之后，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的享受看轻点"，这就是"耐劳"。

西南联大时期，张奚若一直担任政治系主任。每逢学期开始。他都亲自指导学生选课，并在学生选完课的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学生们都说他的课"好上不好下"。上课时，他手持拐杖，头戴礼帽，鼻梁上架一副宽黑边眼镜，风度翩翩。他在课堂上针砭时弊、品评人物，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令听者感到生动活泼。下课之后的学习任务却一点也不轻松，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大量参考书。他特别注重阅读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他指定的必读书。他最欣赏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即便与他的观点对立也没关系。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可急功近利，应该鼓励钻研、包容失败。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1947年，他应《清华周刊》之邀为学校三十六周年校庆题词，挥笔而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学术观点，包容的治学理念都成为张奚若留给后人的无尽财富，也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执著与认真，奠定了张奚若在广大师生中的良好口碑。

学贯中西品如梅

1925年，诗人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主编，打算对报纸内容进行调整。他邀请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其中就有敢说敢做、被他称为"有名的炮手"的张奚若。果然，张奚若在一篇千余字的短文中火药味十足地说道："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烧掉。"对如此尖锐的批评，徐志摩非但没有生气，还写了篇幅更长的"附注"，介绍张奚若的为人："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1936年11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步步进逼，社会各界、尤其是许多大学师生多次呼吁宋哲元等国民党地方将领积极抗日。张奚若在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命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等两项要求，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触怒了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将军，直接导致该刊被停办了几个月。

1946年，各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有三十八名代表，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傅斯年和张奚若是无党派的代表，而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可是，国民党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党员，不能由共产党提。张奚若自己呢，则在《大公报》上特意刊发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当代著名思想史学者何兆武回忆到自己的老师时曾说过，张先生有时候发牢骚挺有意思。新中国成立前他听到别人喊"蒋委员长万岁"，就脱口说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1956年，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他仍然毫不客气地批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早年曾经和张奚若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说道："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在现代中国政界和学界，张奚若以少有的是非分明、刚正不阿、有棱有角，成为学术界著名的人物。

确定"国号"显邃思

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成立在即。这个新政权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要使用什么样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呢？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由第六小组负责筹划拟定。会上，代表们纷纷提出意见，气氛热烈。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时，张奚若认为居安不能忘危，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之词。关于"国号"问题，与会者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人认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建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也有建议学习苏联老大哥，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共和国"等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真听取了与会代表们的建议，认为他们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等领导人将多种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张奚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好。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共和国'即说明了我们的国体。"

经他这么一说，代表们顿感豁然开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听了，也都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好，既简洁，又响亮，还有新意，最后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张奚若就成了新中国"国号"的首倡者。

张奚若经历了反清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诸时期，终其一生，他始终朝着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目标而奋斗，保持着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集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他之所以能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最能反映新中国特征的国号，是与他高尚的品德、深厚的学养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息息相关的，更与他怀有一腔赤诚的爱国之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