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改革开放”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中共两代领导人邓小平和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完整性逻辑。20世纪70年代,基于理论与现实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其蕴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质彰显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性诠释和灵活运用。“改革开放”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坚持把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结合方面、坚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把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等思想方法的贯通性同流。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提出成为习近平在新时代对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新时代,习近平在邓小平的思想方法中汲取丰富养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新表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的特色,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外改革开放思想的来源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和推动改革的同时,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保证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定推进和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方面推动改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都是“有控制”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基于对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科学认识,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改革从观念、理论、方式、政策和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思想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管理实践的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刻思考。
(一)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自发调节社会生产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方式,一旦实行公有制,便不能再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必须以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生产。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两个维度分析了社会生产平衡问题,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理与规律进行了论证,并提出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和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宏观平衡理论。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统筹兼顾、结合平衡的思想,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比例,以及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冷静地观察到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的重大理论判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货币和市场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把中央权力的“收”与“放”,把宏观经济多种调控手段,灵活地贯穿其中,通过科学的经济管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协调、健康发展。
(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管理实践的总结。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开启,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 6%的增长速度,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面貌,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但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落后于经济增长幅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失衡,而综合平衡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980年 12月,邓小平在总结以往工作教训时深刻指出,“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比例失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因此,结合历史上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比例失调,就必须从宏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调整。他强调:“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60年代初期两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
(三)是对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刻思考。邓小平一直深入研究我国的国情,不断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才能解决我国发展落后的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办事。从 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等现象和物价涨幅过大、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当时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需要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则需要整顿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对经济进行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二、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是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是深邃的历史昭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部署,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动力仍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准确把握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的着力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将促进我国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而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
从挑战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围绕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
从机遇看,虽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有力有序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率先控制住疫情,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为发展赢得了先机、占据了主动。在全球贸易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实现了正增长。
(三)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打通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以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按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要求,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和开放相得益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进一步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费心理、需求结构的质的变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全面升级。
(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合作共赢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充分昭示我国对外开放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开放,彰显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宏大格局。
三、从“改革开放”到“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邓小平于习近平思想方法的贯通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推进改革,基本确立了主要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1.“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守正创新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恪守正道、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相承袭,又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品格相贯通。推进“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现实,理论三个角度维度基础上,注重打通古今关系,用传统文化浸润着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增添了深厚的传承力量。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渊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管理实践的总结以及对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动态平衡的思维方法。将其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叙述中,在效益与公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哲学话语体系等问题中,习近平的解决方法既集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总结的经验和理论,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式,摒弃小儿上学等绝对化思维,在中庸指导与统筹兼顾、内外平衡与统一思想一系列意义范畴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点。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文化之问,方法之问、未来之问,体现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2.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坚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改革需要创造力,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激发这种创造力,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开出各式各样的“改革药方”,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随着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唯有正确面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尽全力去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抓住民心,顺应民意,调动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支持,激发全体人民参与深化改革的热情。
3.始终坚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勇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其本身就含有大胆探索、稳妥前进的意思。摸着石头过河既是很接地气的说法,又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良性互动的典范。
改革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要继续加强。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和顶层设计。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坚持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又要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4.始终坚持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起来
解决问题是推进改革的目的所在。改革开放初期,什么问题阻碍发展就对什么领域进行改革。让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是推进改革的主要模式。当时的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包括对外开放都是按照问题导向原则提出来的。
完成目标是推进改革最重要的牵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改革的努力方向。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改革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5.始终坚持把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
改革中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旋涡越来越多。当前我国改革到了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刻,能否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攻坚克难,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开放促进改革,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四十多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如今,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是有机联系的内在统一体,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深化改革是扩大开放的条件,扩大开放是深化改革的外部推动力。不能脱离开放谈改革,也不能脱离改革谈开放,应该对二者进行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既要以高质量的发展促进对外开放,又要用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只要改革不停顿,开放也就不会止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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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65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68页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全会加快对外改革开放部分、中国共产党二十届全会第四部分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