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太原，分兵进攻下吉县、同蒲，向晋南进犯。1938年春，日军用炮击、飞机轰炸袭扰黄河西岸及关中地区，陕西及大西北危在旦夕。大荔、朝邑、平民三县与山西仅一河之隔，地处抗战的前沿地带，河防形势异常严峻。
在我党的努力推动下，当地党组织与大荔、朝邑、平民三县政府、驻军、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民团结，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坚持生产，支援前线，预防空袭，收复大庆关，东渡抗日，坚守40余公里的河防线，保家卫国，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战时期河西党组织发展与壮大
（1）即时恢复党组织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成立后，迅即派巡视员到陕东等地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省委决定，将陕东划分为渭华区、蒲白区和韩合区。1938年初，澄城、合阳、朝邑等县党的组织相继恢复。省委为加强对沿河地区的韩城、合阳、澄城、朝邑等县党组织的领导，于1938年3月成立中共沿河特委（同年夏改为地委），王俊任书记。中共沿河特委书记王俊来朝邑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在“沿黄河各县大量吸收党员”,“没有党组织的县份迅速建立党组织”，安排朝邑县尽快恢复党的组织。9月，成立中共朝邑县委，王博任书记。1939年9月，省委撤销沿河地委，其所辖县委改属省委领导。
1938年2月1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王俊对朝邑工作的指示精神，共产党员张重义利用元宵节农村闹社火之机，与张正德、刘仲谐等共产党员在西高明村聚会，联络大革命失败后仍在朝邑活动的共产党员，为中共朝邑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做好准备工作。4月上旬，中共朝邑特别支部干事会成立，张重义任支部书记，驻地西高明村，隶属中共沿河地委，下辖平罗党、西高明、西高城、葫芦庄4个党小组，共有党员39名。5月，中共朝邑县党组织恢复后，朱晦生返回朝邑，接上组织关系后，赴泾阳安吴青训班学习。
（2）成立中共朝邑县工委
1938年5月，中共朝邑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由王俊代表省委指定，张重义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张正德任宣传委员，刘仲谐任军事委员，党文伯任农运委员，驻地西高明村，隶属中共沿河特委，下辖平罗党、西高明、西高城、西白池、葫芦庄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57名。
8月初，中共朝邑县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张重义、宣传委员张正德，根据中共沿河地委的批示，前往泾阳县云阳镇参加由中共陕西省军民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委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还有朝邑旅省回乡学生战时工作团党支部正、副书记王博（王喜得）和侣瑞庭。张重义、张正德学习期满回到家乡，把所学的“政治常识”“群众运动”“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等基本内容，通过会议和与党员个别交谈形式，向党员传达，并通过他们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月，中共朝邑县工委按照省委云阳会议“日军直逼黄河东岸，陕西省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形势判断，指派共产党员张华莘（守身），参加国民党朝邑县韦东联保主任的竞选。竞选获胜后，张华莘根据县工委的安排，以防范土匪为名成立韦东社训队，安插进步青年，并在其中发展党员。为弥补武器不足，从渭河以南的地方请来能工巧匠，用土法制造枪支弹药。
中共朝邑县工委根据省委云阳会议“要随时准备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精神，趁朝邑、平民两县联合派人北上黄龙垦区，安置因战乱从晋、冀、鲁、豫逃来两县难民之机，指示共产党员马吉甫到黄龙，仔细察看周围的地形，为建立根据地做好准备。
（3）适时成立中共朝邑县委
1938年9月，中共沿河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朝邑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朝邑县委员会。王博任县委书记、张重义任组织委员，张正德任宣传委员，刘仲谐任军事委员，党文伯任农运委员，隶属中共沿河地委，下辖朝邑一区、二区、三区3个区委（西高明、葫芦庄、西高城、西白池为一区；丰润、蔡庄为二区；平罗党及澄城县沟南一带为三区），周家寨、马家庄、西寨、南贝4个直属支部，共有共产党员66名，其中女党员1名。
1939年4月，中共朝邑县委根据中共沿河地委的安排，派县委统战委员张觉民（张福堂）去泾阳县云阳镇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6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推行“溶共、防共、限共”政策，抗日形势开始逆转。在严峻形势来临之际，中共朝邑县委决定对全县党组织进行一次整顿，决定暂缓党员发展，停止大规模的组织活动。7月，中共朝邑县委为应对严酷的政治形势，防止敌特暗中破坏，报请中共沿河地委批准，撤销张觉民的县委统战委员职务，决定由侣瑞庭兼县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4）中共朝邑县委改属
1939年9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撤销地委一级，改用特派员联系指导各县工作”的精神，中共沿河地委撤销后，中共朝邑县委归属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将在原地已暴露的干部、党员调回边区或派往异地工作”的指示，中共朝邑县委王博及部分共产党员调离朝邑去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由侣瑞庭代理，张正德任宣传委员，党文伯任组织委员兼统战委员，张殿臣任军事委员兼交通委员。截至11月，中共朝邑县委共有党员200余名。
1940年4月，中共宁夏省委宣传部长王博（原中共朝邑县委书记）被国民党宁夏当局逮捕。远赴宁夏暂避的中共朝邑县委原组织委员张重义，立即从中宁县赶往银川，委托在宁夏商界较有威望的朝邑同乡—银川庆泰号商铺三掌柜张宾卿设法营救。在营救无望的情况下，张重义辗转赶到延安，向党组织报告了中共宁夏省委被破坏的情况。
194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组织“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朝邑县委转入“隐蔽”状态。
（5）中共朝邑县委作出新决定
1943年2月，中共朝邑县委决定，同意侣瑞庭接受国民党当局委任其为朝邑县洛北乡乡长职务，同意杨海潮接受国民党当局委任其为朝邑县中和镇镇长职务，同意刘仲谐接受国民党当局委任其为朝邑常备大队中队长职务以及常绪堂、张庆斋、马吉甫进入国民党朝邑县有关乡镇任职，张正德暂时离开朝邑去陕甘边区工作。
到1945年2月23日，中共朝邑县党组织共有党员368名。
二、发挥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在县城开展游行声讨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掀起空前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革命进入了全面抗日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险的关头，大荔、朝邑、平民三县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分别在各县县城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
（2）在城乡开展抗日宣传
陕西省立同州师范学校（简称同州师范）、大荔一高等小学、职校等学校组织学生到集镇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9月18日，大荔、朝邑两县的各界进步人士和在校学生分别在各县县城召开大会，隆重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六周年。11月，同州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大荔、朝邑两县高小的高年级学生，积极响应省学联“唤起民众抗日”的号召，在省学联特派员谭振中的指导下，秘密建立民先队组织，组成一支支抗日救亡宣传队，分别在各县县城、集镇和乡村，以演讲、歌咏、街头剧、张贴标语和印刷传单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号召社会各界团结起来抗击日军侵略。
（3）发挥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
大荔中学校、地下共产党员姚一征，从各地聘请进步知识分子30余人先后到校任教，其中有共产党员汤菊中、余达夫、丁守光、经昌荣（陆刚，女）、赵培根（女）等人。他们严守党的机密，彼此心照不宣，在工作中相互支持，主动团结进步教师，培养学生树立爱国思想，组织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汤菊中常在课堂上宣传抗日救亡，痛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时讲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使学生深受感染。丁守光（教务主任）极力充实图书馆刊物书报，大量订购《新华日报》《民主月刊》及一些进步书局出版的书籍，亲自指导各班级学生创办墙报，墙报内容丰富，有散文、诗歌、图画、歌曲、漫画等，以反映抗日活动为主题。引导学生发表抗日内容的文章，关国家大事，激发学生抗日热情。学校歌咏活动十分活跃，组织成立“蓓蕾歌咏队”，唱抗日流亡歌曲。国民党大荔分区专员公署特务机关为控制青年学生和侦破大中共产党的活动，先后在学生中建立“三青团抗先”、“学延会”、“杂志社”等特务机关外围组织。姚一征以影响学生学习为由，把上述组织统一到“三青团”一个组织中，并由自己兼任“三青团”指导员，有效地控制“三青团”在校内的活动。
（4）在外朝邑籍共产党员纷纷回家抗日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太原、吉县、同蒲（大同、蒲州），逼近黄河东岸，平民、朝邑、大荔等县成为抗日的前沿。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朝邑县的共产党员朱晦生、张重义、张正德、刘仲谐、党文伯等人闻知家乡临沦陷，相继从宁夏、河北等地赶回，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中共朝邑工委和朝邑县委成立后，对重新入党和新入党的党员及时进行党的政策、策略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同时在群众中还办起了夜校，对劳苦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方针。朝邑县委还建立了流动的图书馆，在安仁、两宜等地设有门市部，逢会时节摆摊设点，定期举行座谈。图书馆经营内容有党的《西北》《新华》《解放》等书报杂志，并利用民教馆、教育会等舆论阵地，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5）掀起军民联合抗日高潮
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逐渐深入人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初，抗日县长张法杰、续俭分别到朝邑、平民任县长，动员组织民众配合驻军保卫河防。陕西警备第二旅的官兵在旅长孔从洲的带领下，一面在朝邑、平民、大荔一带布防，一面以“巩固河防，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民众，组织武装，协同军队，实行军民联防。同时，揭露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的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县长张法杰、绅士徐少南、穆云汉、李侃如和古琴教授张友鹤等人，对民众抗日活动给予多方支持，大荔、朝邑、平民三县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1938年4月22日，陕西省妇女慰劳会组织的“前线慰问团”携带3000双鞋、10000双袜子、3000条毛巾和400包食品等物资，冒着炮火来到大荔县城，随后向大荔、朝邑、平民三县政府、驻军献旗，慰问伤员，慰问驻军，并参观炮兵阵地。
（6）开展全方位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民先队、抗日救亡宣传队、小学教师联合会、妇女会等十几个群众抗日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协助医院照顾伤员。随着日军的狂轰乱炸和抗日救亡宣传的深入开展，民众的家国意识日益觉醒，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许多青壮年积极报名，踊跃应征入伍。抗战期间，三县为前线补充兵员达数万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炸毁家园，怒火满怀，快上前线，与贼血战”。韩增友、韩国栋、卫新、卫淼、孙天佑、马勤动、刘在荥等热血青年，经中共党组织介绍参加安吴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
（7）马勤动为国捐躯，激励人心
在抗战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涌现出许多抗日勇士和爱国人士。抗战期间，马吉甫、马勤动父子精忠报国的事迹传遍四方。在中条山“四·一七”战役中，马勤动率领全排战士阻击日军，奋战到弹尽力竭，最后以身殉国，年仅22岁。噩耗传到家中，全家人悲痛欲绝，全县人民义愤填膺。中共朝邑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为马勤动召开追悼会。马吉甫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强忍悲愤，给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写信，信中说："将军率三秦健儿，在晋屡挫敌锋，使日寇不敢越雷池一步，捷报传来，不胜敬佩。小儿勤动自追随将军帐下，常以效命疆场，为国牺牲等语时加谆告……始知勤动系4月25日窑头之役为国捐躯。当时，人皆以为忧，我独以为喜，我喜其死得其所。现在该地点是否属我方占据？我意欲前来搬骨，以安伊母之愿……赵寿山收到信后，与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研究决定将该信件刊登在三十八军的半月刊《新军人》上，鼓舞抗日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斗志。7月30日，赵寿山亲笔给马吉甫复信，此信件同时刊登在《新军人》上，内容为：“观先生爱国家明大义之精神，始知勤动平素之忠于职守，战时之勇于牺牲，绝非偶然……先生拟前来搬骨，事实上已不可能。尚希以达观处之，勿以此而悲伤……”马吉甫随吟悼儿诗句：“抗日本身最光荣，为国报仇不苟生。待看贼平胜利日，好收儿骨附先莹。”他强忍悲伤，继续为党工作。后来，他又将次子、次女送上战场，报效国家。马吉甫、马勤动父子的事迹，正是当时广大民众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共产党员赵好学、张明远、朱晦生、张重义、王果亭、路云亭；抗日县长续俭、张法杰、王子敬……以及平民抗日游击队等，每个名字的背后，都蕴藏着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影响深远，激励着更多的人为争取抗战胜利作贡献。
三、党组织积极配合朝邑旅省学生战时工作团回乡宣传抗日
1937年寒假和1938年春，西安师范返乡朝邑籍学生王博（王喜得，中共党员，西安学委委员）、侣瑞庭（中共党员）等人，积极响应陕西省委和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的号召，先后两次组织“朝邑旅省学生战时工作团”，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共产党员王博、侣瑞庭等人以同乡会名义，分头串联，在西安高中召开西安各校朝邑籍学生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西安高中、西安师范、西安一中、二中以及西安女师的朝邑籍学生约40余人。大会商讨寒假回乡宣传抗日救亡事宜，决定组成朝邑旅省学生战时工作团（简称工作团）。放寒假后，在团长高维新，副团长王博、阎惠涵、侣瑞庭的带领下，工作团从西安回家乡朝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工作团受到县长张法杰、地方绅士李侃如、徐少南、张友鹤等人的欢迎与支持。工作团分为两个组，一组由阎惠涵带领去韦林，另一组由侣瑞庭带领去两宜，分头下乡活动。宣传形式多样，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在集镇乡村，合唱《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战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等街头话剧，还有街头演讲、墙报、标语、漫画等，向广大民众揭露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激起广大民众对日军的满腔仇恨，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驱逐倭寇、救国救民的道理。
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很快沦陷。日军在山西一线直逼风陵渡，与山西一河之隔的朝邑即为国防前线。日军的飞机大炮整日狂轰滥炸，炮弹不时落入朝邑境内，朝邑人民随时有沦为亡国奴的危险。
1938年春节过后，刚刚返回西安上学的热血青年无不焦急万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王博和侣瑞庭，再次发动朝邑旅省学生返回已经成为抗日前线的家乡，开展救亡活动。据1938年3月14日《国风日报》刊载：“朝邑县旅省学生王博（王喜得）二十几人，因该县毗邻战区，抗敌工作极为重要，致组织战时工作团，连日在省抗敌，后援会办理登记，世已竣事，昨（十三日）晨由省出发，回乡云。”
工作团由团长王博、副团长侣瑞庭率领，并成立了党支部，王博、侣瑞庭分别任支部书记、副书记。工作团回到朝邑后，再次受到县长张法杰的热情接待。这次宣传对象除广大民众外，特别重视对农村知识分子的工作。王博通过与地下党联络，密切联系广大小学教员，组织他们办农民夜校，参加宣传工作，并且成立教师联合会。在工作团的影响下，由小学教师卫新、卫淼和返乡学生胥荣禄、马伟等人，自筹经费创办《前线周刊》，报道抗战形势和前方战况，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并刊登进步作家丁玲等人的文章。《前线周刊》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深受民众欢迎，仅第一期就发行千余份。由于日军不断向城内打炮，各小学先后迁往乡下，致使一些尚未随迁的学生无处就读而流落街头。工作团与县长张法杰交涉，决定在城内成立临时小学，以接收各校零散学生入学，由学校聘请李若虚任校长，工作团派季庆武、张玉叶任教员。除此之外，工作团还积极参加救护从山西中条山对日作战中负伤退下来的伤病员工作。4月23日，由陕西省妇女慰劳会、西安抗协总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和民先队等抗日团体组成的前线慰问团，与在朝邑、平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东北流亡大学工作团、朝邑旅省返乡学生战时工作团及来自澄城的援助工作团一起召开座谈会。随后，前往朝邑县东南的赵渡镇，带着鞋袜、饼干、毛巾，慰问驻守该地的警二旅第五官兵，并参观了炮兵阵地。7月，因抗战时局的变化，工作团结束在朝邑的宣传工作返回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使民众对抗日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们自身也得到锻炼，经受住了考验。期间，工作团党支部经过考察，将张振文等6人发展为共产党员，壮大了党员队伍。
四、党组织想方设法创办书报社，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春，晋南沦陷，日军侵占黄河东岸各渡口，朝邑县境内屡遭日军飞机轰炸，隔河炮击，危在旦夕，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各界人士迫切希望能及时了解前方战况。中共朝邑地下党组织成立后，为了稳定民心，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先后创办了“七七书报社”“利群书报社”等进步书报社，通过经营各种进步报刊、书籍，唤醒民众，宣传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以此为秘密联络点，传送党内文件，掩护过往人员。
五、大荔河西党组织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
（1）爱国主义与民族决心凝聚力的体现
在国家遭受日冦侵略的面临亡国之际，中共河西党的组织，挺身而出，充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忠诚，激发人们愿意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局分利益，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寇威胁和挑战。展现出强大的团结力量。反之，没有红色精神的感召，在河西抗战面前，人很群众的抗日力量就难以得到最有效的凝聚和发挥。
（2）艰苦奋斗与牺牲精神的体现
革命先烈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发扬勇于牺牲的抗战精神，东渡黄河，与日寇血战到底，用生命抯挡日军过黄河，确保陕西以及祖国大西北的安全。
（3）群众路线的体现
历史证明、走群众路线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形成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河西红色抗战，通过动员群众，实现了从“被动受难”到“主动抗战”的转变，强化团结、奉献意识，全民抗战意识，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4)红色精神的时代转化
抗战时期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在当代可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我们应借助红色文化发展文旅产业，凝聚人们的精神力量，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大美大荔，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大荔红色抗战不仅是地方历史的闪光点，更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追求民主自由的缩影。它启示我们：历史的苦难需要铭记，英雄的精神需要继承，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更需要以史为鉴、开拓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发扬红色抗战精神，既是守护民族根脉的责任，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